强者的弱点(Translated)
The Weakness of the Strongmen | Foreign Affairs
什么，才是真正让威权政权恐惧的东西？
在历史长河里并不算久远的时期，那些曾被铁幕掩埋的国家，甚至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陆续完成转型，进入了稳固的民主国家行列。那些没能完成转型的国家——比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则在选举舞弊与腐败统治之下爆发大规模抗争，背后是社会对“走向西方”的强烈向往。自由贸易再度被赞颂为和平的工具，康德的“民主和平论”也迎来复兴。
那时，西方推动民主的努力——尽管时常笨拙——确实曾让威权政权感到紧张。威权政府越是尖锐地斥责所谓西方策动“颜色革命”的阴谋，越像是在承认世界正朝民主方向移动。2010年代初，中东和北非的高度专制地区被自发起义所震撼。即便是在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些顽固堡垒里，人们仍期待松动：伊朗在2009年爆发过大规模示威；2011—2012年，普京宣布在短暂担任总理后重返总统职位，俄罗斯也出现了类似抗议。许多人甚至把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当作可能的改革者。
然而，几乎一瞬间，威权者完成了反转，把民主国家逼到守势——并且一直如此。阿拉伯专制者、伊朗神权统治者和普京都展开残酷镇压。在中国，习近平把自身地位抬升到近乎“皇帝”的高度，推动一种更强硬的威权主义。在那些成熟民主国家内部，人们则开始担忧自由制度与规范正在衰败。
威权政权依靠一套“新打法”来压制来自国外或国内的民主影响：把接受海外资助的组织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基本等同叛徒），用税务审查等手段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这些做法与老套路——控制媒体——叠加在一起。然后是致命一击：它们一边不断控诉并不存在的西方阴谋，一边却借助自由社会孕育的技术创新，发展出更强力的手段，直接干预、甚至动摇民主政治。如今，威权者看着一些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领导人公开赞美并效仿他们。
但也别轻易被“民主时代已死、威权时代来临”的说法带走。威权政权看似强大——而且确实可能强大——却处处透出脆弱。它们能动员庞大资源和人力推进宏大工程，却常被腐败、裙带关系与过度扩张拖进系统性无能。它们往往比外界想象更耐活，但同时也容易在某个节点遭遇“政治挤兑”，突然失衡。只要策略得当，它们可能被打乱节奏。民主国家尽管信心下滑甚至近乎绝望，却仍拥有无数优势与深层韧性，有机会重新夺回主动权。
名字到底说明了什么？
威权主义是什么？威权者是谁？如此重要的现象，如今又如此醒目，按理说答案应该清晰，但现实恰恰相反：要把它讲明白并不容易。
最基本的一点是：威权主义意味着对行政权力缺乏强有力（甚至几乎不存在）的制度性限制。早期的威权统治者会毫不掩饰地以“少数人的名义”统治；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非民主政权往往披上民主外衣：举行“选举”、设立橡皮图章式议会、制定写着“权利”的宪法。政治学家阿莫斯·珀尔穆特在1981年提出，“现代威权主义”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行少数人的统治。
珀尔穆特还将“威权/极权”称为“本世纪最显著的政治现象”。但这个斜杠也掩盖了一个难题：威权与极权究竟差在哪？
社会学家胡安·林茨早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他的经历本身就很警示。林茨1926年出生于魏玛德国，亲历恶性通胀导致父亲破产，也目睹民主崩溃与希特勒独裁崛起。1932年他与西班牙籍母亲迁居西班牙，经历了1936年军事政变与随后的内战。弗朗哥独裁时期，他毕业于马德里大学。1950年他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并任教，后转至耶鲁，最终成为研究政体类型与民主稳定性的顶尖学者之一。
林茨入行时，世界常被二分为“民主”与“极权”。可弗朗哥的西班牙属于哪类？它显然不民主，但也不像纳粹德国或斯大林苏联那样“极权”。汉娜·阿伦特、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人的经典框架里，根本塞不进伊比利亚。1963年，林茨发表长文《一个威权政体：西班牙》。标题平平无奇，却是一次突破：他提出一种主要以“缺什么”来定义的第三类——威权主义不像极权那样拥有高度集中的单一权力源、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与深度群众动员；它能维持的是一种“有限多元”。
但这个区分始终不够牢固。林茨后来尝试用“苏丹式政体”等概念，也不理想；到2000年他甚至提出“混沌统治”。与此同时，学界逐渐形成一个过于宽泛的共识：把大量政体都归为“混合政体”。
类型学有时有用——比如研究表明，依赖世袭继承的威权政体往往更稳定。但这种洞见并不直接转化为政策工具。为政策行动服务，更好的做法不是纠结“类型”，而是拆解“组成部件”——把威权主义看成五个维度，并分析这些维度各自对外部对策的脆弱点。这个框架未必能满足偏爱严格定义的人，但它可能足以成为把当代威权政体推回守势的基础。
铁拳：暴力机器
第一维度很直观：没有能实施国内镇压的安全警察与军队，任何威权政权都活不下去。与社会福利或经济投资相比，威权政体往往在镇压机器上极度超配：投入庞大预算用于监控、审查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辅以雇佣或动员的“人盯人”式社区与单位监控。各国镇压体系差异很大，多继承自旧政权或本政权的前身。比如伊朗国王时代的秘密警察SAVAK在1979年革命后被愤怒解散，但革命者却把其许多做法、监狱，甚至人员，转移进新机构SAVAMA。
威权政权会不断重组镇压机构，但几乎从不为了“精简高效”。相反，它们有意让多个机构权责重叠，彼此掣肘，确保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敌对。有时，这些机构还会相互拆台：官员把“先下手为强”当作防止同僚对自己出手的最佳方式。在中国，安全系统与解放军之间的争夺曾在权力斗争中起决定作用；在俄罗斯，民间镇压机器迫害军方，而军方也会伺机报复。与此同时，反腐机构往往不止一个，人人畏惧，包括它们彼此。
镇压专业人士——无论是“拔指甲的”还是“搞黑客的”（有时二者合一）——既是政权生存的保障，也是政权最大的威胁之一：他们有能力扳倒对手，也能扳倒上级，甚至扳倒最高统治者。这也是为什么，总统卫队几乎从不被纳入主镇压体系。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就像斯大林时代一样，总统卫队系统（今日称FSO）独立存在，区别于KGB后继机构（FSB与SVR）、多个反情报单位，以及同样独立的国民近卫军。偏执支配一切。
当然，关键安全机构和军队也可能由平庸与亲信把持——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直到2024年5月前就由一个前建筑工头式人物策划与监督，此人与独裁者曾在西伯利亚荒野裸上身共度时光。但低估镇压机器的肌肉与学习纠错能力是错误的：它们能监视、失踪、监禁、屠杀。它们同样高度分裂，充满嫉妒、怨恨与仇视，统治者往往刻意加剧这种裂痕以便控制。美国及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当然会密切关注这些裂缝，有时也能招募不满者或野心家提供内幕。
这类政权非常在意制造“团结与拥护”的外观，因此一旦不团结与不拥护被暴露，它们就会脆弱。许多官员不满把统治者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不满亲信垄断利益，也不满由此造成的国家衰败被掩盖。华盛顿及盟友应系统性点出这些裂缝与腐败带来的怨气，试图在精英与统治者之间打楔子。当然，点名具体个人可能让其遭到监禁或处决，草率行事会反噬。但不满、受挫的野心与被冒犯的爱国心并非秘密，且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当这些政权把官员“推下窗户”（无论比喻还是字面）——即便没有任何西方压力它们也会这样做——民主国家需要强调：这种野蛮行为暴露的是弱点，是一种默认“官场不满四处弥漫”的承认，是对不满扩散的恐惧。“外强中干、内里脆弱”，这句中国内部的批评，应成为持续公共战役的口号，让政权不得不不断否认。
现金就是一切：钱从哪里来？
第二维度是政权的收入来源。所有政府都需要资金，多数来自税收。税收会让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人民；威权政权并不排斥收税，但能不靠“人民的同意”就不想靠——很多政权确实做得到。它们有替代性现金流，往往“从地底下喷出来”。
关于威权政体最顽固的误解之一，是所谓“社会契约”——政权提高生活水平，人民用自由交换。如果威权政权没能提高生活水平，它不会承认自己违约然后下台；人民也无法把它告上法庭逼其履约。威权者当然喜欢GDP增长，但不依赖增长生存，也不认为必须满足普通人的物质期待。收入上升、机会扩张能更容易安抚社会，但并非必要。在中国这个最常被拿来举“社会契约”例子的国家，这种条件也从未覆盖社会的广大部分。中国人更清楚真实契约是什么：只要你把失望与怀疑大体留在心里，并在公共场合表达忠诚，当局也许就不会找上你。
威权政权靠铁拳可以在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生存，但离不开现金流——最好的现金流来自数亿年前埋在地里的资源，可在全球市场换硬通货。除了油气，钻石、黄金、稀有金属与矿产也能带来现钱：只要有开采设备、劳动力（常常是强迫劳动）、铁路与港口即可。它们也会创新现金来源：朝鲜曾规模化伪造美钞百元券，随后升级为黑客入侵外国央行账户与加密货币交易所。它还通过传统方式捞外汇：把士兵和劳工派到海外“打工”，以费用形式回流。
在威权政体里，偏执（paranoia）支配一切。
以普京的俄罗斯为例，油气出口为政权输血——甚至多到曾覆盖对乌战争成本的约四分之一。自2023年以来，中国、印度与土耳其合计购买了接近400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有的自用，有的加价转卖。莫斯科也在“创新”：组建一支由破旧油轮构成的“影子舰队”，配套可疑保险商与空壳公司，绕开美国设计的价格上限。
但对现金的依赖也制造脆弱点。石油要变成钱，必须穿越海洋或跨境运输，经过炼化，再运到消费者手上。华盛顿及伙伴可制裁中国、印度与土耳其的炼油厂，抬高其成本、压低俄罗斯收入，同时协调替代来源。欧盟的一份新草案则允许成员国登船扣押影子舰队油轮——这些船本就已在制裁名单上。至于管道，网络能力可造成反复的临时中断，从而减少俄罗斯收入。
乍看中国像个例外：它消耗自身资源，也是全球最大原材料进口国；税收（尤其增值税）是其最大收入来源。但另一大来源是成品出口收入——出口约占中国GDP的20%，企业由此缴税。若由广泛联盟执行报复性关税与贸易限制，就可能切断政权的大量现金流。前提是联盟国家必须加大本国再工业化与替代供应链投入——而它们本就该这么做。
大话与神话：叙事战
第三维度是政权讲述的故事：关于自己、人民、历史、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威权者总想压掉不想让人民看到的故事。但它们明白，单靠压制不够，还必须传播能打动普通人的国家叙事与世界观。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常见元素反复出现：用恐惧凝聚民族，编造内外敌人的勾连——少数族裔、宗教与性少数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精英、知识分子、民主派（常常加引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犹太人、索罗斯、外国人；“大撒旦”（美国）、“小撒旦”（以色列）。这些叙事往往回忆一个被外敌毁掉的“昔日荣光”，宣称只要清除当下敌人，就能在政权与领袖的带领下复兴。
反西方是当代威权叙事的核心母题，而且它们常能从西方自身找到素材：西方攻击俄罗斯、西方策动政变扶植傀儡、西方维护霸权压制“世界多数”。最简单也最有效的一句话则是：“东升西降。”
不过，生活在这些政权下的人并非全盘照单全收。政权必须偶尔拿出“像样的”敌人、破坏者和间谍给公众看；也必须引用“看起来可信”的美国敌意证据——最好还是出自美国人之口——与那些离谱的阴谋并置。叙事必须触到普通人的现实感：被伤害的公平感、挣扎与愿望。叙事未必与个人经验完全吻合，但只要其中一部分对得上，很多人会忽略矛盾。中国与俄罗斯确实曾是伟大的帝国文明，绝大多数民众也认同它们“理应再伟大”。
正因叙事在威权运作、合法性与存续中居于中心，威权也在此变得脆弱——尤其在它们最卖力的地方：操弄历史。中国强调所谓“自19世纪起的百年屈辱”，这确实能引起大量共鸣。但同样存在强有力的“自我屈辱”叙事：在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里，党杀害的中国人远多于任何外来干预。类似地，中共把经济奇迹归功于党，但繁荣主要来自中国人民的勤勉与创造；官员往往寄生其上，待企业成功后再予以掠夺。党宣称自己是中华文明与儒家的守护者，但它也持续亵渎宗教与哲学传统、毁坏无数古迹，并迫害僧侣、作家与艺术家。
要讲这些故事，民主国家必须投入更多“能穿透封锁”的传播渠道与有说服力的内容。昔日向苏联广播的“自由之声”早在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削减资金前就已衰落。维持能绕过封锁的VPN变得越来越难——但华盛顿几乎没怎么努力。与此同时，中共控制着TikTok的算法，而它已成为近一半30岁以下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决定者：对人生机会的控制
第四维度是政权对人生机会的掌控：国家如何深入到个人生活里。国家越是主要雇主，人们越难拒绝歌颂它，更难公开反对它。住房也可成为武器：通过国有住房、房产登记许可，或居住许可制度——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教育在国家控制下，当局可以拒绝让某家庭孩子入学，只因父母不愿履行某种政治任务。于是，个人与家庭会主动“为政权服务”，哪怕内心厌恶，只为保住工作、住房或教育机会；为争取去国营度假区的机会；甚至只是为了拿到护照或出境许可。某种意义上，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比镇压机器更“有力”，甚至不需要所谓“技术威权”的极致形态。
当然，很少有国家能完全控制人生机会。黑市与腐败会提供替代空间。但控制越深，国家对你权力越大，你对国家权力越小。当控制达到极端，威权就会走向极权：它把服从推到极限，鼓励告密，邻里互相举报、同事互相拆台，社会信任与纽带被人自己摧毁，自治空间进一步缩水。
对人生机会的控制既是力量来源，也会制造弱点——但弱点通常少于其他维度。理论上，私营经济能提供关键解毒剂：如果你能创业、与他人协作、在私企间自由流动，你就不那么受国家摆布；同理，能买卖或租住私房、就读非公立学校、组建非政府组织，都会削弱控制。
但威权政权仍能通过影响私营经济——尤其大型雇主——施加强力控制，特别当企业或住房存量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更是如此。此外，旨在惩罚政权的严厉制裁往往伤及普通人，反而逼私营企业倒闭或转向政权寻求庇护，最终落入政权之手。普京在2022年2月扩大对乌战争后遭遇的制裁，就产生了这种效果。甚至在允许市场繁荣时，市场也可能“困住”人：当习近平决定刺破中国房地产泡沫，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上沉重债务、烂尾房与失业，从而更脆弱、更依赖政权。尽管如此，合法的小规模市场自由仍可能是一种拯救。
有利还是腐蚀？国际环境
第五维度不完全是政权内部特征，而是它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全球秩序究竟对威权有利还是有害——往往二者兼有，但关键在程度与趋势。
在这个维度上，美国最有潜力“让威权不安”。一个本应促进民主价值与自由市场的美国主导秩序，长期以来却出人意料地对威权有利。比如威权政权通常需要大规模技术转移，因为它们往往落后于先进经济体，而先进经济体多为民主国家；这些民主国家的私营部门却乐于向俄罗斯与中国供应其现代化所需。按《金融时报》记者帕特里克·麦吉的说法，2016年苹果曾承诺在五年内投资2750亿美元，帮助习近平把中国变成关键供应链枢纽和技能工人大国。
威权政权也渴望进入西方市场销售资源与成品。美国1980年向共产中国开放关键国内市场，1992年向俄罗斯开放，分别给予最惠国待遇。两国后来又被纳入世贸组织——并未满足所有入会条件，也未纳入美国安全秩序。威权者得以使用全球金融系统，吸引外资；中国的外资还常通过英治时期的香港流入。如今，中国语境下讨论对印度贸易与投资时，会警告“不要重蹈华盛顿对中国的错误”。
欧洲尤其德国曾成为俄罗斯能源的重要买家；这些能源能否规模化开发，离不开与西方石油巨头与服务公司的合作。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前的峰值，俄气占欧洲进口量45%。即便入侵四年后，俄罗斯仍约占欧洲天然气进口的12%。2024年，欧洲国家购买俄罗斯能源花的钱竟超过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等于在为俄罗斯侵略买单。
一块屏幕播放习近平新闻画面，北京，2024年7月（Tingshu Wang / Reuters）
日本也曾是中国技术转移与外资的重要来源；欧洲同样加深对华依赖，成为中国升级后出口品的市场。但在这件事上，美国才是“头号责任人”：把美国制造业与关键供应链有意转移到一个由共产党垄断统治的国家，是历史上送给威权国家最惊人的礼物之一，甚至超过美欧曾给予斯大林苏联的先进技术红利。西方技术转移创造的财富，使中国成为史上第一个在缺乏真正海军的情况下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国家；它乐于让美国海军守护海上航道，再用赚来的钱建造自己的海军，如今正逼近甚至超过美国。
事后批评容易，但当初意图并非扶持威权，而是削弱或软化它——这就是西德人所说的“以贸易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西方回看战后西德与日本的成功，以及韩国和台湾等转型，便幻想类似变化也能发生在后共产俄罗斯乃至共产中国。然而欧亚大陆的陆权帝国几乎一直专制，尽管多次出现民主革命尝试。它们拒绝向西方弯腰，即便借用了西方技术与观念，仍自豪宣称自身文明更优。
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提出“改革开放”，并非要成为美国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是一种策略：利用该秩序让贫弱的中国现代化，同时隐藏意图、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最终在北京塑造的另一种国际秩序中占据应有位置。这一过程远比邓或任何人想象得更快。中共也深知：过去的共产党一旦推动政治自由化，往往等于“自我清算”，如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与1980年代苏联。若戈尔巴乔夫未出现或未尝试自由化，中共或许会走向自杀式政治松动；相反，中国领导层吸取了历史教训。
把封闭、非自由的政权热情迎入开放的自由秩序，华盛顿及盟友并非不懂历史，只是选错了“参照历史”。这个秩序确实在某些方面如设计那样腐蚀威权，但它也允许、甚至激励民主国家做出对威权有利的选择。市场与技术准入本是西方对威权最大杠杆，却被基本挥霍掉了。
政权对现金的依赖，会制造可利用的脆弱点。
机会仍在：俄罗斯的油气出口与中国的制造品出口仍是生命线。中国可以买更多俄油气，但无法弥补欧洲若真正摆脱俄能后俄罗斯失去的全部收入；俄罗斯可以买更多中国成品，但也无法弥补若美欧显著减少进口中国商品时中国失去的全部收入。
尽管脆弱点清晰，美国及伙伴却在对华“去风险”与“缓和乃至大交易”之间摇摆；它们仍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背景下纠结如何防俄，同时又面对中国掌控大量新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华盛顿还在盟友问题上与盟友争执，涉及安全搭便车与贸易互惠，而这些又是美国部分鼓励过的结果。西方“用秩序腐蚀欧亚威权”的豪赌失败，暂时把西方推向自我内耗。与此同时，威权合作——尤其北京与莫斯科——不断加深。但当把这种伙伴关系与西方及其伙伴的综合实力对比时，它们也有明显上限。
联盟建立在信任与吸引力之上，也就是软实力。反西方、尤其反美情绪在全球（美国国内也有）常年存在，源自真实的帝国主义历史与美国权力的压倒性，这为威权叙事提供空间。但许多威权国家的民众仍被西方理想、制度与生活方式吸引。软实力多是“自发涌现”的，不完全可由政府操控；但一个治理良好、生活水平高、社会流动性强且自由开放的民主样板，总是对威权最腐蚀的力量。可美国当下在多方面离这种状态甚远，几乎如1970年代一般。
镜子里的男人：特朗普与美国
现在必须面对房间里的大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引发国内外对“美国威权化”的担忧。如果总统本身是威权者，或者美国正在变成威权国家，美国又如何领导民主世界对抗威权？
对美国民主崩坏的警告，部分来自对政策翻转的失望：移民、治安、能源、堕胎、对外联盟等。特朗普“反革命”的力度与范围让进步派震惊；而更多偏中左的美国人则认为，几十年来左翼正统曾席卷并重塑主流机构，他们要么配合、要么被吓得沉默；在这些人眼里，特朗普对机构的冲击被视为“恢复常识”。这种争夺机构主导权的拉扯，恰恰说明这些机构价值巨大，也说明它们难以被永久驯服。
但确有一个制度点值得警惕：总统制。特朗普行使总统权力本不应令人惊讶。行政令虽非宪法明文规定，却可追溯到华盛顿；“扣留拨款”（推迟或拒绝执行国会规定支出）也不在宪法中，但两党总统都用过；宪法明文授予的绝对赦免权，也被两党不加节制地滥用。特朗普只是把这种糟糕的行政遗产用得更无耻、更系统。他的前任们会认得这种模式。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1973年出版《帝王总统》，对他偏好的罗斯福还算宽容（民主党通常在本党执政时更喜欢总统权力）。美国总统制内含的“凯撒主义”不仅因新政而加速，也因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而被进一步放大。但若国会能履职，问题会小得多。尼克松滥权后，国会曾试图约束“帝王总统”，但几十年来未能坚持；相反，国会多数派常为本党总统牺牲机构权力，并通过程序性变更（比如削弱委员会、集中权力）破坏自身运转。
特朗普第二任期确有新特点：例如宣称对所有联邦机构与人员拥有绝对权威，即所谓“行政国家”。这些行动声称有一种“单一行政首长理论”（unitary executive）支持。现任最高法院往往倾向支持这种扩大权力的总统制解释，理由是让职业官僚“对民选领导负责”。保守派长期抱怨：共和党好不容易赢了总统，联邦官僚却阻挠其政策。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常被夸大。特朗普给出的回应——政治清洗与强制谄媚——并不能解决问题。更糟的是，这套理论会把同样的正当性留给他的继任者。
特朗普还刻意展示“越权”，比如反复加征、暂停、再加征关税，借“紧急状态”作遮羞布。他强压大学、律所与媒体，虽然回应了一些真实问题，但行为更像是要伤害并扩张对这些机构的支配，而非构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尽管司法程序缓慢，且层级众多，两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已经裁定其中许多措施违法。
批评者指出他对强人的艳羡、以移民执法作粗暴示范、在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的表演性姿态、欺凌与史诗级自肥，这些批评有其道理。特朗普与支持者歌颂“超越规则”的冲动；当制度开始追责时，他们又抱怨他被针对。但即便在最荒诞不堪的时刻，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也并未把美国推入某种不可逆的威权滑坡。
对抗威权，需要耐心与决心。
若要真正理解民主韧性，没有什么比深入研究威权政体更有效。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内镇压机器，更不存在吞噬预算的大规模强制 apparatus。财政上，美国政府完全依赖纳税人（也是选民），运行在一个庞大而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叙事永远处于争夺之中，宣传会引来反抗与嘲笑。国家对人生机会的控制也很有限。特朗普任期有限，且作为跛脚鸭，他做过或可能再尝试的事情，都不足以在这五个维度上显著“改造美国”。至于第五维度，中国的力量确实在腐蚀民主国家，美国也笨拙地学了一些类似中共重商主义的措施，但这不足以凝结成对开放美国模式的自毁。
真正威胁美国的，与其说是制度化威权，不如说是两党共同的财政疯狂、基本治理能力的深度退化、公众对机构信任的严重下降，以及共同国家叙事的缺失——这些彼此纠缠。特朗普没有点燃所有火，但也不会扑灭。无论他还是他的对手，都在喂养并加剧国家的注意力分裂与战略无能，使美国难以形成自我更新的强健方案，从而把威权者重新推回守势。
在开放宽容社会里，对固定等级、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以及暴力的“改造力量”的迷恋总会周期性出现；政治投机者会借此获利一段时间。民粹能暴露问题，却很少解决问题。治理能力衰败让民粹上台，而民粹执政往往加速衰败；这种循环加上赤裸腐败，会侵蚀其人气。真正自由秩序的一个持久优势是：在其中，非自由主义可以存在、可以造成破坏，但不至于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样的制度与公民既不该高估风险，也不该低估自身的力量与胜算。
没有保证：目标与边界
林茨研究的弗朗哥早已死去，他的威权西班牙也已不复存在。今天在位的每个强人或准强人终会死去。对威权政体而言，“能否活下去”始终不确定——尤其在不可避免的继承时刻更是如此。
但对抗威权需要耐心与决心，并不意味着推翻所有威权政体，甚至并不必然要推翻任何一个。美国能推翻弱小的威权政权，却无法保证它们被更好替代。历史一次次证明：无论武力、外交、贸易或其组合，华盛顿缺乏在异国长期培育法治制度与民主政治文化所需的复杂工具箱、文化理解与持续注意力。更何况，美国无法在不冒“世界末日”风险的情况下直接打倒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核武威权对手。目标应当是塑造一种环境：让威权政体对自身存续更缺乏信心、更忙于内政，从而更难冒险在海外采取胁迫行动。理想结果是积极的多领域竞争与偶尔合作——换句话说，要冷战，不要热战。
对抗威权也要求民主国家整顿自身——对美国尤其紧迫，因为它的分量太重。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如此多领域同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美国人对什么能增强或削弱国家力量存在深刻分歧，对美国应在世界事务中介入多深也分歧巨大——这种分歧本身是一种力量。但共享的积极国家身份与目的感的流失，则不是力量。有些人主张：与其投入资源去“扰乱对手”，不如投资自身优势与盟友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错误二分：重振国家目的与稳固关系，本身就是在让对手不安、打乱其盘算。
美国与中国都不会消失，因此必须共享地球。华盛顿的路径很清楚：建立足够杠杆，以便与志同道合国家一起谈判——必要时也能执行——更有利、更稳定的“共同生存条款”。这些条款应维护开放且安全的全球公域，建立能在国内外创造机会的经济安排，并捍卫主权——而威权以“多极世界”之名推行的强制势力范围会摧毁主权，联盟则能增强所有成员的主权。
特朗普出席内阁会议，华盛顿特区，2025年12月（Brian Snyder / Reuters）
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未失败；它成功了。它的目标是促进“其他国家崛起”，而它确实做到了，且是壮观地做到了。但建构并领导这一秩序的国家没有为成功的可预见结果做好准备：G7等先进富裕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其他国家份额上升并要求更多话语权。全球秩序必须更新，以适应一个新时代：一个作为既有秩序最大受益者的中国，如今不仅有野心，更拥有试图取代它的实力。
二战后，秩序化自由在世界很大范围站稳脚跟，是因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像超级大国那样行动——有时更糟，但也常常更好。今天，对美国力量的需求几乎无限：把乌克兰拉进北约、保卫台湾、与沙特签安全条约。但供给是有限的，所以美国必须调整，让承诺与能力对齐。这正在发生——虽然方式摇摆不定。随着美国（即便混乱地）重新平衡全球姿态以应对新现实，我们甚至可能看到一种“中等强国的横向联结”：北欧与印太国家之间更深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这令人鼓舞，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特朗普“倒逼”出来：一种不取代美国、而是增强美国领导能力的网格化整合。这将是一代人的工程。
所有主要威权政体都在追求不受约束的主权：把美国力量赶出其周边地区，瓦解华盛顿的联盟。它们共享一个目标：以任何方式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开放社会虽未遭遇空袭或两栖入侵，却一直处于攻击之下：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反西方威权政体散播虚假信息，窃取人员机密档案，盗走知识产权，在西方社会骚扰甚至绑架本国侨民以惩罚其言论，雇佣犯罪团伙在西方纵火或破坏，在金融、电力与供水系统植入恶意软件，等等。“和平”——那种战争间隙的安宁——已经失去。灰色地带成为新的常态。
尽管如此，未来仍可塑造；开放且安全的全球公域仍能被重新发明，开启下一段长周期。乌克兰人顶住俄罗斯全面入侵，把整个西方拖进战局；以色列打断伊朗代理人的牙齿，甚至打击伊斯兰共和国本身，也把华盛顿拉了进来；台湾连续三次选举都选择了中共最厌恶的总统候选人。美国无法消灭或改造欧亚威权，但它可以重振自身，从而让威权更难调动其优势、更容易被自身弱点拖住。美国实验历来伴随混乱、失序与怀疑，但它也曾周期性地重新发现并更新自己，有时是深刻的更新。它必须再次如此。威权对手正展现胆量与决心，但威权体制的本性始终提供一个机会：它们的忠诚者，往往就是最危险的内敌。